在AI的浪潮中，英伟达成为了焦点，而不是AI本身。资本市场从华尔街到全球股民，都对英伟达保持着高度关注。这对于芯片行业来说，英伟达是无可争议的领军者，它的老对手被抛在了车尾灯后面。而对于AI而言，在算力竞赛中，一颗A100芯片就像黄金一样令人垂涎。
2024年11月，英伟达市值突破3.6万亿美元，登顶全球市值排行榜，并终结了苹果长达12年的全球市值第一纪录。标普道琼斯指数发布公告，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芯片业成分股从英特尔换成了英伟达。
成立30年后，如何让一个公司成为价值万亿美元的商业帝国？这背后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，当时除了IBM以外几乎没有公司能独立进行芯片设计。那时候，我正任职于太阳公司（Sun Microsystems），与我合作的是柯蒂斯．普里姆（Curtis Priem）和克里斯．马拉科夫斯基（Chris Malachowsky）。我们接到了一个任务：为公司设计半定制化芯片，这项工作与半导体供应商LSI Logic进行合作，而负责协助我们的工程师就是黄仁勋，我们三人就在此正式结缘。
90年代，在大多数公司仍专注于开发CPU的时候，我们被要求开发更有挑战性的产品，即图形处理器GPU。在无人区探路的我们，将彼此优势结合，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，也奠定了相互间更深厚信任关系。我称：“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，普里姆和马拉科夫斯基是我所认识最优秀工程师之一，我享受和他们一起工作。”
计划赶不上变化。当太阳公司计算机架构和图形架构发生变化时，我们开发项目不再受到青睐，但普里姆、马拉科夫斯基决定离开并开始创业。我虽然邀请加入，但得到回复却是“祝你们成功吧”。
我觉得自己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，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对当下感到满意。如果选择去创业的话，我们甚至连要干什么都还没想明白。但最终还是同意出去聊聊。我们将目标锁定在个人电脑市场。
1993年个人电脑刚刚开始普及，我们推断逻辑是价格会降低操作难度也会下降，这意味着个人电脑将实现普及化，每个人的家都能拥有一台电脑。而用户会用这些电脑干什么？答案是打游戏。而游戏体验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视觉呈现效果，这主要依靠GPU对3D图形处理。
因此问题来到为什么要赌针对游戏玩家的3D图形芯片：强大的吸金能力。一款名为《毁灭战士》（DOOM）的游戏发售引发轰动，被媒体评价为年度最佳游戏，有超过1500万人玩过这款游戏，这让我的判断更加坚定，因为用户依赖度高且停留时间长。
拿下游戏，就可以赢家通吃。当时个人电脑基本上就是文本终端，只要做出能玩游戏、承载3D图形的芯片，上述所有功能基本都可以运行得了。我后来的演讲中提到了“0亿美元市场”，即在尚未得到验证市场中进行有计划投资布局，这是成功关键因素之一。
而3D图形芯片符合“0亿美元市场”理论。在那个时代，无论问任何咨询机构，“1993年PC上的3D图形市场规模多少？”他们都会回答“0”。20世纪80年代出现许多晶圆厂，比如赛灵思和阿尔特拉，此时PC上的2D图形市场已经拥挤，不需要新的进入者吗？
所以我几人选择专注于差异化，以实现差异化，如果相信未来将彻底改变计算机行业，那有什么理由不迈出这一步呢？
首代产品超99%被退货，险些夭折
1995年，我带队努力两年后推出了NV1。
这款产品充满先见之明，是瑞士军刀般集多种功能于一体。
但NV1失败原因主要两点：一是不支持应用程序；二只是想要一种简单便宜好用的卡，不需要堆砌花哨功能卖贵价。
NV1失败，让团队学到很多。
我说：“这是技术成就，但糟糕产品。不比其他产品怎么样，在这个方面也不行，在那个方面也不行，没有谁买这样的瑞士军刀。”
史蒂文斯说：“我学到的教训是，我们可能进入领域太早。对于风险投资支持的大多数技术企业来说，他们失败原因往往是在较晚，而不是较早入场。但我们好像站在冲浪板上等待那股大浪，如果浪迟迟不来，就无法达到岸边，最终在茫茫海中冻死。”
为了平稳运营，我同时寻找投资者。最后找到威尔弗雷德·科里根，他迅速想起仙童半导体总裁兼CEO唐·瓦伦丁。他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说：“嘿唐，你听起来像是送孩子过来，他是我最好的员工之一。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但是给他钱。”
瓦伦丁是一位传奇投资者，一手投出的苹果、甲骨文、思科雅虎等巨头。他极具个性，与这个理念高度契合现在看来。
回到当时，我顶着青春痘去了红杉见瓦伦丁。我回忆称：“瓦伦丁总给人一种不怒自威感觉。那时29岁即将30岁，说话都不利索，但幸运的是瓦伦丁已经收到指示，要给我投资。”
瓦伦丁听完我的提案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如果你赔了我的钱，我就杀了你。”
后面的故事就是ヴァレンティン與另一家机构Sutter Hill Ventures各投100万美元给黄仁勋，此时估值600万美元。这才是我走向今天的一个小小开端。
